黄金周集中出游给我们的理性思考

　　随之而来的，除了对文物保护的强烈担忧，各旅游景点人满为患，游客“没看到风景只看到人”的抱怨也不绝于耳，还有不少对旅游者“不理性”的指责以及关于“理性消费”的大声疾呼。黄金周全国各地景区的“人山人海”果真是游客“非理性”的聚集吗？

　　在我看来，判断黄金周集中出游是否理性的核心标准有二：一是是否知情；二是是否自愿。

　　首先是知情权，民众特别是游客有全面知悉旅游信息的权利。黄金周非自今日始，今年已经是第13个了。除了首个十一黄金周(1999年)特别是首个五一黄金周(2000年)的“井喷”可以看成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结果以外，其后的几乎每个黄金周的“爆棚”都是毫无悬念地应时而出。为了尽可能削减这种“爆棚”和“人潮”的烈度，中央政府成立了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制度，调动包括各种媒体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发布旅游信息，开发新的旅游产品，引导游客多元化理性消费。

　　十余年以来，无论社会精英，还是平民百姓，几乎都对黄金周的得失耳熟能详。每次黄金周之后，黄金周旅游都会成为舆论热点，每次有关黄金周的调查都会应者云集，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如果说黄金周期间，各地景区拥堵的游客人流都是由对黄金周注定或可能“人山人海”的情形毫不知情而上路的人组成，无论如何是不具备说服力的。

　　其次是选择权，民众拥有自主选择行为方式的权利。当如今社会，政治越来越走向开明，那种具有强迫性质的集体活动越来越少。但强迫或半强迫的事情并非绝迹了，往往体现为道德或民俗或人情的强迫与半强迫。比如，为亲朋好友的婚礼随份子，既然是亲朋好友，恭喜的心意肯定是有的，但如果密度很大、“份子钱”又行情看涨的话，纵然因为经济承受力有限而内心有一万个不情愿或者勉强，也是不敢“免俗”的；在外谋生，春节是团聚的传统节日，一次两次不回老家，或许可以，但经常不回去肯定不合适，落得一个“不孝不仁不义”的骂名也未可知。通常来说，春节回家，几乎是不容思考的，无论是出于亲情还是民俗，实际上都具有半强迫的性质。春节黄金周因之也主要扮演了走亲访友而非旅游、休闲等其他角色。

　　既然现今的旅游者对黄金周可能或注定发生的拥堵情形完全知情或完全可预见，黄金周特别是十一黄金周的旅游活动又不具有任何强迫性，黄金周旅游的质量与体验又广受诟病，具有自主、自愿选择权的游客们为啥还要“千军万马”去挤黄金周集中出游这座“独木桥”呢？

　　排除一些游客具有凑热闹的天性(这种天性也值得尊重)，还有一些游客或许具有“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独特素质，但大多数游客应该不喜欢凑这种热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黄金周拥堵”这种貌似不理性的结果呢？其实，这里面隐含了一个真相，就是长假供给的短缺和带薪休假落实不到位或暂时无法落实到位。

　　一位带着孩子到北京故宫的外地家长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采访的时候，道出了其中的苦衷：没有办法啊，孩子太想看故宫了，孩子的寒暑假我们上班，春节要团聚，只有这个十一黄金周了，为了孩子我们必须来啊。

　　根据国际经验，带薪休假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休假模式，也正是不少专家开出的替代黄金周的“药方”。但“废黄派”可能无法回答这样的逻辑推论——既然带薪休假是社会各界针对黄金周的弊端众口一词共同开出的药方，那么理论上讲，如果带薪休假不能落实或落实不到位，就还需要黄金周；如果带薪休假落实了，黄金周依然拥挤不堪，就说明带薪休假这个药方不灵验；如果带薪休假这个药方灵验了，消费需求分散释放了，黄金周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拥堵了；如果不拥堵了，已经运行了多年、没有增加假日总量、没有再增加社会总成本的黄金周还有什么必要取消？何况目前要在中国普遍实行带薪休假，有相当的难度，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由于国情不同，具有与我国较大相似性的成功样本基本没有。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假日制度可以为我国所照搬，更何况带薪休假也与我国民众以孩子为中心、从众心理普遍的休假习惯有冲突。黄金周和带薪休假并行不悖，集中与分散结合，反倒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对于人类休闲模式的一种创造。

　　综上所述，黄金周景区拥堵是现阶段民众理性选择的结果，虽然具有无奈的情形，却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无法避免的现实问题。面对现实，黄金周就是最契合中国现实的休假制度安排，集中休假将在较长时期内一直占据我国休假模式的主流地位。

　　由于长假供给的短缺，民众出游需求的“堰塞湖”正在形成，十一黄金周“井喷”只是一连串的“报警信号”之一。疏通民众出游“堰塞湖”的根本之道是，在进一步切实推进带薪休假制度的基础上，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假日制度，使长假安排不再成为稀有资源，游客出行选择也就更加理想。